蓝翎，是我的师父，但他称我为“刚老弟”。他逝世甚早。2005年2月8日，阴历岁除，一大早的电话铃声后是蓝翎夫人哆嗦的声响：“蓝翎走了。”我当即赶往。蓝翎过世后，我和师父们的集会——袁鹰说是“自费吃喝”——在报社周边的小饭店中接着来进行，每隔两三个月一次。袁鹰每次都指着一个空座位说：“要是蓝翎在就圆满了！”
蓝翎逝世后，袁鹰很快写了《悼蓝翎》：“往事记忆犹新，咱们榜首次相识于1954年10月，蓝翎和山东大学时期的同窗老友李希凡，协作写了两篇关于《红楼梦》研讨的谈论，向长辈专家的观念应战，很有一股当时可贵见到的锐气。被主席赏识，称为勇于向威望仔细应战的‘小人物’，一夜之间声名大振。”不久，蓝翎从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调入公民日报社，那年他23岁，是文艺部最年青的修改。而李希凡当时还在我国公民大学哲学研讨班学习。袁鹰在文中说：“调他（李希凡）来报社需通过吴玉章校长同意，所以迟了一些时分。两位‘小人物’一时刻成为万人注目的名人，披浑身光荣步入文坛。”
蓝翎到来一年多后，恰逢《公民日报》改版，康复文艺副刊。副刊的特征之一，是每天版面头条方位必定是一篇加花边的杂文。蓝翎便是杂文修改之一，他对这项作业有很稠密的爱好，抱着极大的热忱进入人物。正是作业和爱好使然，蓝翎自己也开端写杂文。此一时期，应是蓝翎成为一代杂文名家之始。袁鹰写道：“那一个时期，杂文大大兴隆，老作家纷繁拿起笔，茅盾（署名玄珠）、周建人、夏衍（署名任晦）、巴金（署名余一）、王任叔（署名巴人）、王缉和（署名秦似）、徐懋庸等几位带头，一大批中青年杂文家群起呼应，蓬蓬勃勃，此呼彼应，的确有点百家争鸣、百家争鸣的现象。”
据蓝翎后来计算，从1956年7月1日到1957年6月6日，不到一年时刻，仅《公民日报》副刊就宣布了约500篇杂文，作者200余人，各地报刊上宣布更多。蓝翎后来追述：“篇目之多，作者之众，影响之大，实属空前，说它（这段时期）对杂文的‘复兴’起了带头的作用，并不过火。”
袁鹰说：“蓝翎对这个应该载入现代杂文史的‘复兴’是有功劳的。他自己也从一个古典文学研讨者转换为年青的杂文家，他出手很快，文笔尖锐，捉住适宜的体裁，马上就能拿出一篇。他在《公民日报》上宣布的《‘凹凸贵贱’论》《笔下有冤魂》等篇，当时都发生较大影响。”
蓝翎回忆往事时，轻松而不愤懑，还带着诙谐。他曾在河南乡村某地劳动，生产队长看他衰弱，便问：“你瘦瘦小小的，怎样当得了分子？”蓝翎一笑：“我在生产队干农活，还胖了点。”队长说：“中！不要再去干活了，你去看瓜田。”这个夏天，被蓝翎称为“瓜田李下”的日子。蓝翎每晚在好大一片瓜田巡察，吃瓜不要钱。他一个人住在地头的窝棚里，窝棚顶的架子上挂盏汽油灯，可以读书，读《人世词话》《梦溪笔谈》。巡夜时执手电筒，看到有路人偷瓜，蓝翎就叮咛他们：“把瓜皮扔远点。”队长偶然会问：“有偷瓜的吗？”蓝翎说：“吃瓜不算偷。”
我简直从未见过蓝翎穿新衣服，比方笔挺的白衬衫。他常穿布鞋和洗得很洁净的蓝布上装。他的办公室在走廊南头，我和他隔着两间办公室，分别是李希凡和袁鹰的。我从工厂送小样回来，有时会在走廊上碰见他，或许在他办公室小坐聊会儿天。说是谈天，其实是蓝翎为我授业解惑：“诗，一般都从抒发开端，李白便是这样。但年岁大了，会想起杜甫。为什么？杜诗中多了点叙事的成分，他在诗中讲一个故事，比方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谁住茅屋？谁住秋风能破的茅屋？贫民，活得很艰困的老百姓。杜甫闪现的同情心，是以困苦农民和茅屋打开的，是为民呼号的，假使没有茅屋的叙事，就没有了这首诗的悉数实际和操纵价值，以及全部魅力。”他又嘱我：“叙事是全部文学体裁的根底。”
《人世词线年秋天的某日，我合上手中的《人世词话》，预备下班时，碰见了蓝翎。我俩同行。从文艺部办公室到报社大门有很长一段路，出了大门，蓝翎要陪我走一段，说想跟我聊聊王国维。我讨教蓝翎：“《人世词话》里重复说境地，但论家却罕见详尽的整理。”蓝翎说：“读者一般来说都会把‘古今之成大工作、大学识者，必通过三种之境地’，称为‘三境地说’。此三境地，其实是《人世词话》境地说的统领，刚老弟，你说呢？诗词最应倚重的是什么？议论纷纷。《人世词话》定于一尊：境地！王国维细说境地，刚老弟，你是诗人，能举几例吗？”我回答道：“王国维说，‘词以境地为最上，有境地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、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’‘有有我之境，有无我之境。’‘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’‘不幸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’，有我之境也。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‘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’，无我之境也。等等。”
蓝翎告知我：“王国维还说：‘故能写真景象、真爱情者，谓之有境地。’得此真理，非一读再读，且在写作实践中累积心得体会不行。我有时会惊慌地觉得，咱们正远离读书的年代。”
出得报社大门，金台路两边的鸡爪枫叶在夕照中悠悠落下，红彤彤地铺在人行道上，而搀杂其间的银杏树叶，金闪闪地和枫叶相伴。从初秋到仲秋，秋风是造景者，枫树、银杏先在枝头染红披金，只怕人们不及昂首，便落到路上，让你看到秋色绚丽。咱们一边感叹秋日景色，一边道别。走了两三步，蓝翎又回头说：“刚老弟，就这一段路，便有多少景色！但咱们总是脚步仓促、心事重重，景色不见了，境地安在？”说完，蓝翎飘然而去。而“景”与“境”，则环绕我心中矣！
蓝翎总是轻轻地走到你面前，轻轻地说话，轻轻地脱离，说他“飘然而去”实不为过。岁月蹉跎，这一飘，竟是我飘到了很远的法国巴黎，一别3年。回国后，我与蓝翎相约在饭店聚餐，饭后品茗谈天。蓝翎问：“读了许多书吧？那当地中文书好买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在友丰书店还买到了《人世词话》。”蓝翎莞尔，大约想起了几年前的对话。提及法兰西，他说：“那是一片有景色的土地。”我说：“感触景色大约是和心境相连的，且与时地有关。”蓝翎有兴味地说：“愿闻其详。”“我下决心在秋日去一次枫丹白露宫，是因为一种猎奇：什么样的景色诱使朱自清，做出了如此夸姣的翻译？”枫丹白露（Fontainebleau），法语转义为“美丽的泉流”。徐志摩则较朱自清更早译为“芳丹薄罗”。枫丹白露宫坐落在约170平方公里的树林中，林中有橡树、栎树、白桦、欧洲山毛榉、悬铃木、椴木、香柏木等，还有泉流。树木各有姿势、风情，各色树叶在秋风中恣意晃动，晃动着大地和天空。“我心里却会闪过一种慨叹——那是外国的。或可说，景色的赏识和心情，不只关乎景色，也关乎景色的所在地？为什么在我国的森林中，我总是很快被树木的幽香和野花野草所沉醉？”
蓝翎说：“或许这便是家国情怀。”稍顿，他又说：“诗人目击天然景物，心有所动，有一个移情的进程。在自己的国土上，你的移情更丰厚并且习气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站在自己的国土上，回到崇明岛的芦荡中时，我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接近和结壮的感觉。我会大口地呼吸。”
蓝翎把论题转到《人世词话》上，说无妨从言外之意，推想王国维的心路历程，这是很风趣的。如对词人的点评，先有“词之最工者，实推后主、正中、永叔、少游、美成，而前此温、韦，后此姜、吴，皆不与焉”之语。上述5人，即李煜、冯延巳、欧阳修、秦观、周邦彦。后又说：“唐五代之词……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，及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、稼轩数人罢了。”
蓝翎又说：“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种观点，都是自己的见地，因此都是有片面性的，虽王国维也不能破例。他最推重的冯延巳善写闲情，再发逸致。可是今日，我认为读苏东坡的人数，远超读冯延巳的人，为什么？著作要通过时刻的拣选，且不以个人毅力为搬运，虽王国维也不破例。一时的‘榜首’‘闻名’如此，均可小看，不足为训。”
2003年春，我太太得知京郊某地有广东人做盐焗鸡，品味后觉得滋味不错。我便买了3只，分送袁鹰、姜德明、蓝翎。退休多年的蓝翎正在写作，我在许多师友中榜首次，也是仅有一次见到用毛笔以蝇头小楷、按古式竖行书写书稿的场景，这令人拍案叫绝。他留我小坐喝茶，并送我一幅书法，写的是我的一首九行抒发诗《南屏晚钟》：
落款：录书徐刚兄九行诗以奉 金台闲人蓝翎蓝翎告知我：“这首小诗里有一点‘空’和‘闲’的滋味。”
我是1985年夏天脱离《公民日报》，到《我国作家》担任报告文学修改的。从我了解的诗篇，到生疏的报告文学，似乎是缘由偶然，也促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回身。当时，恰逢大兴安岭大火，我榜首次目击了一处森林的灾祸，便查找了一些相关的材料，心里有创造的激动。那时，有一位我敬重的老友告知我，武夷山有位用生命维护林木的奇人陈建霖，并嘱我：“你要去一趟，好好写！”1987年9月，我便请假，自费直奔武夷山。临行前，我给师父们电话离别。艾青说：“走进天然，是夸姣的开端。”蓝翎说：“多一次登临，多一次远望，你会有意料不到的收成。”上得武夷山，山和人的故事便接踵而来。某日，陈建霖刚刚上班，依常规一早便巡山，直奔鹰嘴岩——他牵挂着那里的一棵巨松，刚好遇见了正在采伐松树的老乡，他急速抱住了那棵树，止住了那把斧子，先劝后求，声泪俱下。农民说没钱买柴火，只好上山砍树。陈建霖急速从口袋里掏钱，只要5元。他告知村夫：“我回家拿钱，你等着。”回崇安县城家里取钱再上山，用60元钱保住了一棵老树的命。待老乡一走，陈建霖抚摸着被斧子砍伤的树，像个孩子似的哭了。陈建霖又在幔亭山房树“毁林碑”，勒石铭文云：“……今者维护森林，政府有明令，凡我公民宜各有责恪守之，况性有自觉，心有自负，肥己捐公被人鄙，非正人所为，则名山胜概益增华美，记事勒石，示劝诫焉……”
半个月后，我转赴浙江天目山林场，找一个白叟。又是一座山和一个人。白叟是天目山林场的老场长，叫宋永增，年近80，比陈建霖大近40岁，1982年离休。宋永增是一名老员，1960年到天目山做林场场长，他说：“我刚去的时分，山里有座庙，只要庙里的和尚拿着棒子在管山，盗伐的人有浙江的，有安徽的。安徽那儿的天目山已成荒山秃岭，就来砍浙江这边的林木。”宋永增到天目山，先访问了小庙及和尚，然后招工。他白日盖房、种树，晚上巡山。和尚领路，一人一根长棒槌。遇见盗伐者，他们先是口头正告，假如跑掉的，便作罢；如遇霸道惯犯持续砍树的，便先行围住，再正告，仍不遵守者，便一路追下山去。天目山旁，是古关口千秋关，衰草模糊。老宋带着林场工人连种了3年树，吃了3年沙土，9000亩森林总算绿了千秋关。天目山但凡缺林少树处，宋永增便遍植名木，它们都已成为天目山林场的一部分。每逢太阳升起，树木便开端劳动，把新鲜的空气散向人世；夜晚，在海拔1100米的峰峦间，小鸟归巢，林中有手电筒的光闪过，那是巡山的宋永增。
老场长拉着我的手，不容分说，把我从宾馆接到了他的家——天目山下3间平房里。他说：“住家里舒畅，我老伴做的粗茶淡饭好吃！”在老场长将我牵到他家的一路上，我看到他的手是变形的，右手的手指特别瘦长，双手长满了重重叠叠的茧子。老场长告知我：“林场初建时特别稀罕的是小树苗，尤其是高等第的乔木树苗。天目山的林子里、山路旁边有野生的小树苗，有的长在石头缝里，我便抠，抠泥巴，抠石头，把小苗连根抠出来。”这一抠便是30多年啊！天目山红枫红了时，我离别老场长，背包里是《伐木者，醒来！》的手稿。
蓝翎找了家金台路邻近的小饭店，请我小酌。那一晚，他兴致很高：“诗文本一家，偏重有不同。最要害的是言语文字的锻炼，是诗性写作。”我讨教蓝翎：“诗文体裁有别，构思的办法纷歧，详细到写作，切入点或有不同。但我在写作散文及《伐木者，醒来！》时，笔下会有诗的言语闪现，便写在文章中了。”蓝翎告知我：“这便是诗与文的符合，是诗性写作的根底。诗篇对其他文体的作用，是润物细无声的，概而言之，是诗性在不经意间流出。详细而言，是遣字造句，即所谓文字，纷歧般化的、诗性的文字，也便是它的独特性。‘不要把我和他人混为一谈’，看似狂语，其实是一种境地，那是指言语文字的不共性，可理解为只归于我的言语文字。《伐木者，醒来！》中，有点这种滋味。”一起他又提点我：“刚老弟，要把写诗和日子分隔，思想灵敏之于诗，为才调；但在日常，重要的是相长于群。”
咱们还谈起了辜鸿铭——这个当年在北大校园里扎着小辫子，常常单独徜徉而又学贯中西的“怪人”。蓝翎特别赏识辜鸿铭《我国人的精力》中的这段话：“实际上，我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我国人精力的标志。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，如同也难以准确，可是一旦把握了它，你就可以称心如意，创造出夸姣高雅的书画来，而用西方坚固的钢笔是没有办法取得这种作用的。”
难怪蓝翎是用毛笔以蝇头小楷、按竖行格局写作的。不知道是在《红楼梦》仍是在其他书里，他寻得了“古风”的痕迹。蓝翎的手稿规整地叠放在一间小书房的案头，现在墨迹安在？
